[摘要] 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他们是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有人说，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V2.0”。二代农民工不愿再走父辈路，渴望买房定居城市改变身份，可是都市高企的房价又让他们望而怯步。
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他们，在改变着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规则。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他们是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有人说，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V2.0”。二代农民工不愿再走父辈路，渴望买房定居城市改变身份，可是都市高企的房价又让他们望而怯步。
回不了农村农民工二代 期望买房当个城里人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为此也付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代价。如今，第二代农民工迅速成长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治理难题。与他们父辈们不同的是，新一代农民工对乡土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们中有很多从小就随父母长于城市，他们的成长记忆多是由繁华的城市风景以及边缘化的城市生活构成的。据一份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的人基本上不会干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代农民工的打工经历是从农村到城市最后返乡，而第二代农民工却要通过打工经历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一份调查显示，有27.4%的受访者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人表示“干得好，愿意呆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回不了农村：其一，这些人中，多数人本身没有地，农地二轮承包时就没有分到土地，根本就无地可种；其二，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一离开初中或者高中的校门就到城市务工；其三，他们中的多数人出来后就没有想再回去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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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租、高房价等城市门槛 让农民工二代的“城市梦”变得艰难
但融入城市更难，城市里的高物价、高房租、高房价等，让他们的生存变得艰难。各式的“萝卜招聘”、走后门、关系户等，扭曲了公平竞争的环境，除了在收入和就业上承受各种压力，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亦受到差别对待，他们触摸不到梦想的温热。
他们向往城市繁华，憧憬城市生活，羡慕城市资源，但过低的收入和重重阻隔的政策藩篱，使他们感到无力和无奈。城市生活弥漫着商业戾气，刺激着消费欲望，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神话在城市里不断上演，过于骨感的现实撕裂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想。
曾有媒体报道，有些新生代农民工为买苹果产品，不惜卖肾或失足从事特殊服务。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公平的待遇和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他们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很容易心态失衡。有上亿新生代农民工，都是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正是对人生，对未来充满想象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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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农民工二代成了社会“定时炸弹”
博鳌亚洲论坛创始秘书长龙永图近日提出，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已经不会或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这部分人留在城市中又不能得到平等待遇，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心态会成为“定时炸弹”，所以城镇化宁可搞慢一些，也要扎扎实实解决这些问题。龙永图此言，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其实，中国在农民工问题上欠账已久，累积至今天，已经变成了高悬于中国社会的“堰塞湖”。
改革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让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得意释放，转移到城市，赋予城市活性，成就了城市的繁荣。不过，这种释放是有限度释放，人口流动并没有改变板结的身份政治，身体的迁徙并没有让身份随迁，以致“身首异处”，除了到城市去卖苦力，城市的诸多好处似乎都与农民工无关。新一代农民工的知识背景、人生阅历、职业意识与他们父辈存在巨大的差异。
新一代农民工只得面对双重残酷的现实：一方面他们农村回不去；另一方面想进城却进不了。新一代农民工深陷身份围城，双面受压，对城市和农村都缺乏归属感。这一代农民工要承受更为复杂、沉重的心理负担。调查还显示，对于近在咫尺的城市，超六成的新农民工缺乏归属感，有36.5%的新农民工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这些失望、痛苦、愤怒在新一代农民工心里不断累积，渐渐形成一个高悬于中国社会的地上“悬河”，若不及时疏通治理，一旦溃堤，这对社会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新一代农民工有权利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城市没有理由拒绝他们。问题是，城市没有足够的物质和心理空间接纳他们，城市一时间难以消化高达一亿规模的新农民工。如今，新一代农民工问题拥堵在城乡之间，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难解死结。新一代农民工问题已经不能拖欠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要低得多，他们缺少耐心等待。当下新一代农民工问题如果得不到制度性解决，留下的时间只会愈来愈少，时间正在与危机赛跑，亟待有制度性的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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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时代难题 启动进出双行道
要解决泰山压顶的新一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启动进出双行道，真正从制度层面保障新一代农民工回得了农村，进得了城，前提是：进出均出自他们的意愿。仅仅开启制度的单行道是无济于事的，一厢情愿地让这支庞大的流动大军回乡或进城，都不能解决农民工“拥堵”问题，要真正用的制度善意，启用的治理智慧，破解这一时代性难题。
近年来，国家在努力解决这一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难题。比如，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执行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启动异地高考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政策客观上缓解了不断升级的农民工问题。
但解决问题的速度赶不上问题发生的速度，而且，国家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存在巨大“路损”，致使好的政策制度经常处于“空转”状态。一些地方在政策落实方面，缺乏激励，流于表面文章。
如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打破已被固化的城市利益结构，其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再看农村这一回去通道，我们的农村政策尚未做到让新一代农民工真正感受到结结实实的实惠。新一代农民工不事稼穑，对故乡也缺乏认同感。这是不争的现实，但若有牢靠的制度支撑，即是说，如果农村政策有显著的利好，农民工的实用理性也会驱动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父辈的土地上的。如今，在城乡之间的制度通道仍然是道阻且长，很多制度性的关卡尚未打通，农民工就被堵在路上了。新一代农民工虽很年轻，但似乎更缺少耐心等待，以致于留给制度磨蹭的时间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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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让第二代农民工和蚁族实现中国梦
中国城市化的两大主体人群——“第二代”农民工和“蚁族”大学生能否实现“中国梦”，能否靠自身努力发展事业，有没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强调，“中国梦”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实现这个梦想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已形成的排斥性体制能逐渐消解，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
于建嵘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
近年来，于建嵘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
于建嵘说，“蚁族”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于建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在学界，是有名的用脚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年在底层行走。2001年，伴随着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的出版，于建嵘开始成为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2004年下半年，他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危害》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引起高层关注。
近几年，于建嵘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相继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著作，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等书。
飞奔的城镇化不能把灵魂丢了，应注重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让他们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否则，只顾“裸奔”的城镇化容易衍生失控的情绪，成为龙永图所说的“定时炸弹”，对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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